曦雪註意到了楊朔銘的瞳仁突然閃過淡淡的紅光，盡管她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他這樣了，但她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該是有個了結的時候了。”楊朔銘自言自語的說著，將報告還給了曦雪，來到了扶欄前，迎著金色的陽光，舒展了一下身體。

“什麽事情有個了結？”曦雪忍不住在他身後問道，“你又要打仗了嗎？”

楊朔銘回頭看了看她，看到她眼中不自覺閃過的焦急之色，不由得有些驚奇。

“當然不是。”楊朔銘指了指腳下正在航行的巨大戰艦，說道，“這些軍艦，炮口永遠是對外的。”

曦雪的臉一紅，似乎為自己剛剛說過的話感到有些後悔。

“這個國家經歷的戰火已經夠多的了，只要可能，我就不會讓中國人自己打起來。”楊朔銘的臉上現出了一個無害甚至可以說是無邪的笑容，但卻讓曦雪感到一陣惡寒。

“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打個你死我活才能夠分出勝負，用一些別的手段，一樣可以達到目的。”楊朔銘說道，“自從來到了這裏，我其實學會了不少的東西。”

聽了他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話，曦雪感到很是奇怪，但她並沒有向剛才那樣的發出追問。

“暴風雨就要來了，我們下去吧！”楊朔銘望了望遠處天空中浮動的大團烏雲，對曦雪說道。

入夜，北京，中國青年黨會所。

“果真象國社黨說的那樣，這一次的選舉，是徹頭徹尾的賄選。”

“在選舉期間，跟徐樹錚密電往來的各地實力派北洋軍人，至少有十六人，參加選舉的十七省中，徐樹錚能夠影響的占十二個省。換言之，除了贛閩滇桂湘等五省，地方首長幾乎全部與之聯為一氣，控制選舉。在多數情況下，徐樹錚甚至直接把他要其當選的名單發給各省督軍，讓他們照單接受，這些督軍也就真的照單接受，選出來的人，就是名單上的貨色，一絲不差。徐樹錚還稱之為花錢‘買魚’。真是豈有此理！”

“其實如果不是小楊將軍控制的那幾個省不受徐樹錚的影響，我黨在國會，也幾無立錐之地。”

“此次選舉是覆選制，由選區選出額定的初選當選人，然後由這些當選人互選出議員。初選時的票，比較便宜，只要把地方領袖如鄉董、族長之類收買了，大批的票就到手了。初選買了，覆選更得買。所以在覆選的時候，買票特別明顯，也特別放肆。凡參加選舉的省份，幾乎都有類似的問題。可以說，凡是地方軍閥‘輔選’不力的地方，徐樹錚的賄選的力度就大一點。買票賣票交易所在地，把市面都弄得熱鬧起來，尤以茶樓、酒館、妓院為利市數倍。象保定原來娼業蕭條，一等妓院只餘三家，近自選舉盛行，忽又添六家。真是讓人難以置信。”

“賄選是需要錢的，其實選舉本身就需要經費，如果想要操縱選舉，收買選票，沒有大把的錢更是不行的。可段祺瑞操縱選舉，他小徐這錢是從哪裏來的？”

“這份材料上面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大部分也來自於向日本人的借款。日本人借款給段祺瑞的目的，主要是幫助其建立自己的武裝。”

“這日本人的借款，這上面說是從三菱公司借來的。經手人，是曹汝霖和西原龜三。這上面還說，西原借款中第一筆2000萬元，有1700餘萬被用在了國會以及後來的總統選舉上。”

“《順天時報》公開報道說是財政部和交通部各出了70萬大洋，很明顯是遠遠不夠用的。曾毓雋（段祺瑞的另一個核心幕僚）私底下也偷偷對人說過，安福俱樂部成員的每月津貼，每人是300元，是徐樹錚從陸軍部那邊兒截留過來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大筆資金的投入，他們弄的這個為了選舉才臨時糾合起來的‘安福俱樂部’，才能夠大敗風頭正勁的研究系進步黨，吞掉了本屆國會的絕大多數議席，所以人稱這屆國會為安福國會。日本人一向精明，他們既然借錢給段祺瑞建立私軍，對於這樣大的用款破綻，應該不會沒有覺察，但卻一聲不響，心甘情願，做了一回冤大頭。可見是早有預謀的。”

“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公開出來。”

“我們現在應該是盡力防止中國赤化的危險，在這個時候拆段政府的臺，只怕會幫了蘇俄的大忙。”

聽了大家的話，為首的一位一身黑色西服的學者模樣的人扶了扶鼻梁上的金絲眼鏡，沈聲說道：“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直是本黨的宗旨，如今段祺瑞接受日款賄選，隱然已是日本侵華之幫兇，篡政之國賊，不可不除。俄國和日本同為我中華之大敵，二者皆需一樣提防，不可偏廢。”

這個人，便是中國青年黨的黨首曾琦。

中國青年黨於1918年12月2日成立於巴黎玫瑰村共和街，發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魯之、李不韙、張子柱等12人。成立會議確定了該黨的宗旨——“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之國家。”從那時起，“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宗旨一直被青年黨堅持了下來。

中國青年黨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有跟剛剛傳入中國的共有主義思想分庭抗禮的意思。創始人之一的陳啟天，在青年黨成立時便鄭重指出：“自民國成立以來，一般有志青年雖熱心愛國運動，但並不熱心政治活動。至俄國十月暴動之發，國內思慕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人甚囂塵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蘇俄及第三國際的指示，秘密成立，並多方展開赤化的政治活動。此輩始而在‘少中’會內進行赤化，繼而決定加入革命黨，掛羊頭賣狗肉。革命黨也開始聯俄容布，使其得一發展的機會，於是從前熱心愛國運動而不熱心政治運動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設法抵制赤化的政治運動。”

青年黨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們之間的這種對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分裂。青年黨領袖、創始人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者與骨幹分子。學會的宗旨，本來是倡導從事社會改造、遠離現實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後，會員內部對是否參與現實政治，已出現了嚴重分歧；對如何參與現實政治的分歧則更大。青年黨創始人李璜說：“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響，除少數會員仍抱不問政治，專攻學術的態度，如王光祈、周蕪等人外，大多數的會員均因對改造中國觀點的不同，而有了分歧，這種分歧，最早見於黎壽昌與曾琦的通信討論，黎主張，中國問題為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現刻國際形勢而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只是理想，絕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後來被簡化為“共有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當日，以黎壽昌、鄧仲康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深受蘇俄影響，認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要想擺脫外遭強國壓迫、內有軍閥為禍的命運，必須鏟除國內一切的剝削階級，參與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去，用黎壽昌的說法，是必須依靠俄國的力量，因為蘇維埃俄國“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看來，將中國革命的命運寄希望在蘇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為任何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都必然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所謂真正的國際主義，並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國體與青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反對“階級本位”，而呼籲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黎壽昌、鄧仲康們的“共有主義”，很難有相容的餘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與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會議爭論得非常激烈，據當時的一位少中會成員說，“斯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中國青年黨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布爾什維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布爾什維克們有《血光》半月刊為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周報；雙方大致在同一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周報，以抗衡布爾什維克們的機關刊物《中華青年》。

對於中國青年黨來說，他們真正的政治訴求是希望中國走“國家主義”的道路。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直為黨員所堅持。曾琦作為青年黨黨魁，曾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含義：

“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為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幹之國賊，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願；9，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

“強權之定義：強權者何？即以種種壓力強加於個人或國家者是也。其方法有為‘直接的’或‘間接的’，吾人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有自稱為列強之英、法、日、美、意諸國，最足以為強權之註腳。蓋其侵淩弱國，有如虎豹之對犬羊，其兇暴直非人所忍也！”

“強權之種類，大別為下列四種：1，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領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國化的教育是）；3，經濟侵略政策（如掌握經濟命脈之關稅鹽稅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是）。”

從曾琦對“國賊”和“強權”的描述中，其實看不出中國青年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建黨宗旨，有專指蘇俄和布爾什維克的意思。但是，此時的青年黨人，已經看出了蘇俄向中國輸出革命的危險，因而曾琦在《醒獅》周報上，曾詳細講述了青年黨與共有主義者們在“外抗強權”問題上見解的不同：

“所謂‘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有主義之蘇俄發出，……而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則萬萬不能與之茍同，其理由第一、為吾人認定列強之對華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當分別對付，如土耳其之所為，斷不能同時反對，遵蘇維埃之號令。第二、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為保護本國，初無‘幹涉他國’之意，‘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幹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羈絆之際，恐無餘力及此。第三、吾人若僅以打倒資本主義帝國為號召，萬一世界上有非資本主義帝國而以武力臨我者或據我之領土或強我奉號令，彼時吾人將何辭以對？故不如改為‘外抗強權’，表明吾人但求‘保護本國’，並不幹涉他人，凡有以壓力相加之強權國家，不問其為何種制度，吾人皆當依‘民族自衛’之原則，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則國家主義者之天職也！”

“不錯，現在日本對我國的威脅，要遠遠的大於蘇俄。”另一位青年黨黨首左舜生說道，“你們大家看看這西原借款的條件，一半是交通銀行的借款，名義上是為了穩定我國的金融體系，實際是想要控制我國的金融命脈，扶持我國政府內部的親日勢力。關於東三省的各項借款，其目的是想要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鐵路借款，是想要將手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而關於軍事方面的，是想把手伸到我國的軍隊建設和軍械制造方面。這可是當年‘二十一條’第五號裏面的內容啊！其用心險惡如此！”

“而且這借款多數還打著民間借貸的名義，就是為了掩人耳目！”

“不錯，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其實都不是真的民間，只要是日本人插手的事，肯定就沒有好事。”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能還坐在這裏了。”曾琦起身說道，“我們必須要采取行動，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讓段政府下臺！換上一個好人做的政府！”

“我黨成立未久，勢單力孤，這件事是國社黨那邊最先發現了，倒不如我們兩黨聯合行動好了。”有人提議道。

“國社黨首倡科學、民主、自由三大主義，亦以國家主義為圭臯，與我黨宗旨相近者極多，此次不妨聯手行動好了。”左舜生表示了讚同。

“進步黨是自袁世凱覆辟以來唯一跟皖系結盟的文人政客集團，這一下和段政府分道揚鑣，所以他們那邊，我們也不妨暗中通報一下，他們那幫人都是老牌的政客，長於政爭，把他們也發動起來，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

“我們手裏雖然有證據，但也不能掉以輕心，把這事看得太容易。”曾琦說道，“段祺瑞是‘再造共和’的元勳，在袁世凱死後上臺執政，他所代表的並不只是他自己的那個皖系，而是整個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內部，也大多這樣認為。現在的北洋系，雖然已經存在內部的派系，但尚未明顯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凱麾下的第一號北洋人物，而且沒有參與洪憲帝制，還頗有微詞，上臺執政之後，不僅北洋系一致擁戴，就連南方也表示認可，‘北蔡南楊’無一人有異詞，甚至於原來屬於海外革命黨系統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單單一個賄選，是扳不倒他的。想要扳倒他，必須要著落在這借日款的目的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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